在中国经济舞台上，这是一道前所未有的景观。

　　从改革开放之初起步的创业一代，到1992年后告别体制飞身“入海”的激情一代，从经历互联网淘洗站上高峰的那些人，再到最近七八年才崭露头角的新生代，中国的商业精英“四世同堂”。他们截然不同，但又极为相似。35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见证了这一切。历史怎样塑造了他们，他们又如何创造了历史？

　　这份研究报告，意在破解市场化改革和企业家成长之间的关系密码。我们以经济观察报采访的50余位企业家为基础，结合多家媒体报道文章，以及部分网络搜集的补充材料，整合了78位企业家的素材，以此为蓝本，从他们的背景、所处行业、商业模式和企业家精神等层面入手，深入分析企业家的代际变化，研究企业家自身的背景和精神怎样影响企业家的发展，我们还试图寻找政商互动的清晰线索：政府制定怎样的政策，才能更好地保护和激励企业家精神，让他们在市场中自由翱翔，超越属于自己的商业梦想。

　　市场化改革与企业家成长

　　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最重要的两个成就，一是制度创新，二是企业家阶层崛起。在制度建设上，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家阶层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伴而生，中国企业家既是每一个时代的先行者和“弄潮儿”，又是推动时代变革、重塑中国面貌的重要力量。

　　市场经济的确立，也是政府不断对市场松绑、经济去管制的过程，企业家精神在这一过程中得到释放和激发，这种政府和市场的互动，最终也促成中国对民营经济从禁止到许可，再到鼓励和扶持。在一波波的创业浪潮中，那些勤于奋斗、敢于冒险的人撞线而出，成为领风气之先者，也成为中国的先富阶层。按照中国市场化改革和企业家创业时间、企业壮大时间，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企业家划分为四代。

　　草根派|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既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科技型企业家，如柳传志，也有农村背景下诞生的农民企业家，如鲁冠球。他们敢想敢为、敢于挑战传统体制的束缚，勇于在坎坷中奋力前进，对经济发展颇有贡献，但当时企业家还不受重视，地位较低。

　　92派| 他们是1992年之后诞生的企业家。邓小平南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大批原来政府、行政事业单位的“铁饭碗”人员纷纷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毛振华等为代表的“92派”企业家。他们都曾是社会的主流精英阶层，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企业的产权制度比较明晰。1992年《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出台，标志着中国开始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开始催生真正的企业家。

　　改制与海归派| 第三代企业家诞生于1998年前后，一部分是伴随中国国企改制、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如许家印、吴亚军、宋卫平、牛根生等，他们靠的是敏锐的政策把握能力和冒险精神。还有一批是随着新经济的兴起，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如马云、张朝阳、李彦宏等，他们的典型特征是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具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熟悉国际规则，创始人或管理团队具有“海归”背景，能够在全球竞争中博得一席之地。

　　梦想派| 这是企业家群体的新生代，诞生于2005年前后，仍在生长期。他们大都怀有实现自我、改变、普惠的梦想，很难说他们中间谁会成为未来的柳传志、陈东升和马化腾。他们的身影出现在金融和网络等领域，这并非偶然。金融改革推动金融企业批量上市，民营资本大幅进入银行、证券、保险业、风险投资等领域；上市公司股权改革、中小板以及后续创业板的推出也推动了金融的快速发展。而对国外网络公司进入的壁垒政策无形中保护了国内网络企业，这为具有一定技术能力，如网络技术、金融投资技能的创业者提供了成功的机会。

　　四代企业家特质

　　性别| 在我们研究的样本中，男性的比例高达97.4%，女性只有龙湖集团吴亚军、诺亚财富汪静波二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的文化、环境和个人观念，仍不利于女性企业家的成长。

　　年龄| 四代企业家的平均年龄为53岁，年龄最大的褚时健自创品牌“褚橙”在今年成功时已是85岁，最小的曹凯仅31岁，已开发多款网游产品，拥有多家公司股权。四代间的平均年龄由41到66，每代相差约七八岁。大多数成功时在40-50岁，这也是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一段时间。随着不同代的更替，成功的年龄越来越小，其中三、四代中的不少人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创业并获得第一桶金。

　　政府背景| 在样本企业家中，创业前具有政府背景的有18人，占比23%，创业后有政府背景的有38人，占比49%。分别从四代来看，而二代的政府背景比例最高，三代、四代较少，二代中占比较高的主要是“92派”，创业前就有50%的人在政府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但大量没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家成功后仍然谋求政治关系，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联副主席等。如王健林就曾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人大代表和工商联副主席，梁稳根曾为中国共产党党代表、人大代表，并曾谋求入选中央委员。

　　企业性质| 在样本企业家中，民企64人，全都是创业者，创业前有政府背景的人有13人，占比20%，创业后有政府背景的有29人，占比45%。国企14人，创业前后的政府背景都比民企高很多，这些国企的企业家大多数都是从公司创立之初就在该公司参与创业，他们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下带动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企业家本身也成为了该企业的代名词和形象代言人，如张瑞敏、王石、马明哲、马蔚华等。

　　政府背景|

　　我们的研究中，从表中可以发现企业家们的学历主要集中为本科和硕士学历，绝大多数企业家接受过大学教育，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具有硕士、博士学位，78人中硕士博士的比例为52%。这同经济发展相吻合，也是行业对企业家的知识水平的必然要求。二代中的6位博士除周厚健、李书福是制造业外，另外4位都是金融行业，如陈东升、马蔚华、马明哲、毛振华。三代主要是硕士和博士，博士又集中于金融和网络专业。四代就基本集中于硕士。从海外学历背景来看，10人有海外硕士以上学习经历，占比为13%，主要又集中在三、四代，行业又主要集中在金融、网络服务业，说明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对回国创业成果具有较好的帮助。

　　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仍有极个别企业家是以中小学学历取得的成功，比如福耀玻璃曹德旺、万向集团鲁冠球、沙钢集团沈文荣、碧桂园杨国强、海底捞张勇等，但这一点也不能否认教育的价值，这些主要是早期的一代、二代企业家，他们都创业于改革开放初期，恰逢市场经济起步带来的巨大机遇。他们那时候难以接受较高的教育，此外他们也历经坎坷，吃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头，经过了长期的历练和拼搏，在过程中不断学习和积累才有了现在的辉煌，而且他们最初从事的都是知识密集度不高的传统制造业。

　　此外，无论创业时的学历高低，很多企业家都重新走入课堂接受EMBA之类的教育，企业内部的培训也成为大多数企业的常规项目。同时，知识经济时代，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创业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崛起，使得当前的企业领袖群体的总体教育背景获得了明显提升。

　　出身|

　　企业家的出身也是其重要背景之一。在78个有效样本中，创业前的主要身份可以说五花八门，军人、农民、教师、公务员、媒体记者、海归人士、技术人员和学生等等都有。其中，一代中军人、农民企业家普遍较多，三、四代中海归和具有强大的专业技术人员较多。

　　军人| 军人出身的企业家包括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王石、王健林等。这些曾经从军的企业家，明显具有军人的勇敢果断和不屈不挠，他们的领导风格也大都留下了军人的烙印。华为任正非塑造的团结协作、集体奋斗，自强不息、荣辱与共，胜则举杯同庆、败则拼死相救的团结协作精神，也充分体现了军队的特征。王健林这样回忆，“1992年，我去求一笔银行贷款，跑了五十几趟，最后也没拿到！在银行行长门口至少站了10次，最长的连续站一天，上午站4个小时、下午站4个小时。这种屈辱受了很多，我的一生都抹不去！”王健林说，“所以我对自己说，今后一定要做大、做出品牌，争口气！”而王健林能够忍受如此的“奇耻大辱”，与长达17年的军队生活密不可分。

　　农民| 鲁冠球、南存辉、沈文荣等则是农民企业家的代表。他们更多地展现出“天不怕地不怕”、闯劲十足的一面。南存辉基于有劳有获的信念和文化素质的先天弱势，要求企业在道德上自知、自择、自律，关键要自觉，同时要求全体正泰员工不仅能生产出质量可靠的产品，还要首先学会堂堂正正地做人。

　　教育| 俞敏洪、江南春等则当过教师。这使得他们大多能言善辩，喜爱说服教育，一定程度上具有着知识分子的稳健。

　　公务员| 公务员下海的企业家有陈东升、王健林、梁稳根、卢志强、王文京等。他们的优势体现在拥有政府资源以及较强的政治敏感度，擅长与主管机构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并对国家经济的宏观导向有着一定的先知先觉优势。

　　文体传媒| 还有从文体、传媒行业出来的企业家，比如吴亚军、李宁、王长田等。他们大多仍借用文体和传媒行业的资源，开拓事业，形成独特优势。

　　学生| 还有一些企业家从学生时代开始创业，或者刚走出校门便被扶上管理岗位，如丁磊、张朝阳、雷军、李学凌等，他们大多以差异化的优势获得先机，同时也演绎着知识创造财富的佳话。

　　海归| 包括张朝阳、李彦宏、梁建章、古永锵、唐彬、吴尚志、王中军、沈南鹏等。他们从事的都是网络、传媒和金融等前沿行业，在创业时就引入了国外管理经验，行业引领前沿，往往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技术| 技术型企业家在三、四代较多，这不仅拥有传统的专利技术，还包括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如大量网络技术出身的企业家、金融专业出身的企业家都属于这一类型。

　　企业家精神与商业模式|

　　企业家精神| 从四代企业家中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时代怎么变化，企业家精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需要冒险、坚持、付出、专注、创新与梦想。从一、二代来看更多的是冒险、坚持、付出。正如王健林所说，“富贵险中求！什么叫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两条标准，一是创新或者叫敢闯敢试，二是坚持精神，凡是成功的企业家或者卓越的企业家都接近神经病！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相信自己这个故事，相信我能做成，失败5次、10次甚至更多次也不怕，接着再干，还真就能获得成功。如果没有这种坚持、锲而不舍的精神，这种执着或者坚信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个人太圆滑或者太容易放弃是不会成功的。”南存辉也认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能够集中精力干好一件事就很不容易。”陈东升则感叹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他说：“当你什么都想要的时候（未必能成功），其实你只要一个就能胜出。”三、四代则更多的需要创新和梦想，李彦宏说：“你有超出旁人的付出，你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问题，因此就会产生成就感，从中获得的成长是十分宝贵的。”

　　“第一，有理想情怀、远见、使命感；第二，敢于去追求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不要被现实所束缚，要敢于创造；第三，与精英人物为舞，我不喜欢与过于平庸的人在一起。这是浪费生命。看起来很合群，但是内心深处希望与精英一起来改变一个时代。”唐彬如此形容自己的内心。雷军成功的动力是梦想，“我不缺名也不缺钱，只是因为怀有创办一家伟大企业的梦想。”

　　商业模式| 前两代企业家靠的是十几年的拼搏赚取血汗钱，进入重资产的制造等领域，形成较高的壁垒。运营方面主要是模仿学习国外模式，柳传志认为，“真正所谓的企业管理，一直是跟人学习，自己研究。积极主动又不踩出红线”。毛振华也说：“模仿赚钱就是创造，市场经济是一个舶来品，它来自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评级这个市场，更来源资本发达的市场，所以我们照搬的东西很多，基本上是学习，但是这个学习过程很坎坷。”而到了第三、第四代要么是通过政府和关系资源进入房地产，要么通过自身的核心技能和创新，进入轻资产的金融服务和网络业，运营则是通过快速创造、共同合作分享市场的模式。雷军认为：“互联网思维的核心是：专注、极致、口碑和快。”马蔚华认为：“在互联网时代，银行的对手可能来自异业。而对于互联网要适应，其次要合作。”这也可以从王健林与马云的对赌变成双方合作看出，商业模式间的相互合作和变换愈来愈突出，更多的竞争可能来源于跨界。

　　此外，人格魅力在国有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国有企业里更容易涌现“个人英雄式”的领导人物。民营企业中企业领导的人格魅力呈逐级递减的趋势，说明随着不同代企业家的成长，领导个人形象和魅力逐渐减弱，更多专注于专业领域和市场前景。同时，复杂的市场环境对企业家商业模式决策能力的要求也逐渐增加。在模式整合能力方面，1992年以前的企业家更为突出。这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完善，社会资源对创业成功极为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企业领导人的组织能力都明显提升，说明团队的力量日益凸显，管理也朝着更为规范的方向迈进。

　　35年成功转变

　　从重资产的低端制造业转向轻资产的网络和金融服务业|

　　我们把78人所在的行业按最核心的产业进行归类，行业太多又没有特别占主导地位的划分为多元化。从四代企业家行业分布的图表中可见，行业差异非常大。一代的行业主要集中于制造、食品与农业等重资产的低端产业，两家多元化企业的也是制造业出身。二代企业家涉及的行业较为多元，主要集中于制造和金融业，其中一家多元化主要是地产，地产业占15%，其他较多为服务业相关行业。三代的行业主要集中于金融、网络、地产等，其中金融国企主要是银行，而金融民企则全都是PE/VC和网络金融，都是轻资产运营。四代的行业更加集中于网络和金融，即使其他相关行业，不少也是网络运营。从企业性质划分后来看，民营企业最集中的行业是网络、金融与投资、制造业；国企主要是金融和制造业。从四代行业更替来看，制造业是早期企业家最集中的行业，随着时代的发展，地产、金融、网络逐步更替。在2013年度经济人物典礼上，雷军表示五年内小米模式营业额将击败格力，雷军靠的是轻资产、重设计，依靠网络的运营。雷军认为：“小米的盈利模式最重要的就是轻资产，第一，它没有工厂，所以它可以用世界上最好的工厂。第二，它没有渠道，没有零售店，所以它可以采用互联网的电商直销模式。没有渠道成本，没有店面成本，没有销售成本，效率更高。第三点更重要的是，因为没有工厂，因为没有零售店，它可以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产品研发、和用户的交流之上。所以，小米把自己的精力高度集中在产品研发和用户服务上。”这样的运营恰好是现在第四代企业家们所从事的行业都在追求的。

　　这样的行业更替和前文的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一、二代企业家中几位国企的企业家成长应归功于当时国企转换经营机制扩大自主权，如1982年中央作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1984年福建55位厂长刊发《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当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在这个过程中，张瑞敏带领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海尔由此走向成功之路。在1992年国务院通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后，又促成了周厚健、李东生、马明哲等一系列企业家的成功。而对于一、二代的民企来说，能进入的制造业主要还是低端的轻工业，其中4家金融两家是国企，2家民企是陈东升和毛振华，1家地产是王健林，他们都有政府工作经历。可见早期成功的企业家要么是通过自身的冒险和拼命进入市场放开的重资产的低端制造，要么依靠一定的政府背景和关系资源进入金融和地产业。

　　从三代来看，前两代最集中的制造业只有李书福一人在继续，其他主要是金融、网络和地产，金融的7人中民营的仅有2人，且都是风险投资。这也说明重资产的制造业由于资本投入大、市场已经被占有，进入壁垒较高。企业家们要么通过资本和关系进入金融房地产行业，要么通过良好的教育和工作背景进入网络和风险投资业。在四代靠专业能力进入网络和风险投资等金融投资类的轻资产行业更加明显。这得益于市场化之后，具有国际背景、高学历和专业金融能力的企业家能够通过价值发现赚取聪明钱。网络业在国内开始就对民企放开，面对世界最庞大的快速增长的市场，民企的机制和企业家的精神促使企业快速发展。

　　从培育资源向培育整合能力、创新能力转变|

　　第一、二代企业家主要靠的是占有资源、把握政策，通过中国特色的关系资源获得竞争优势，从而推动公司快速发展。第三代部分企业家还可以通过国家相关地产政策、互联网保护政策得到快速发展，然而，其他第三代和第四代企业家获得相关物质资源的需求大幅降低，更多是整合能力、技术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网络和金融投资相关企业的发展尤其如此。从行业的转换可以看出这一特征，三、四代企业家的企业竞争程度更大，对政策和关系资源的依赖更小，已经从纯粹的资产规模转向创新，获取更多的客户和市场规模。

　　整合| 目前的企业发展，已经不是单靠人脉就可以解决的。“我看到的不少企业管理人员，通常都是以自己的经验、悟性或者是一些特有的背景环境、资源做出一个选择，然后把这个企业发展起来的。要做大生意，或者有更好的人要与你竞争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得自己好像到处瞎忙，效率很差，不能改变落后的状态，不能与人家竞争。这是因为我们不太懂得怎么样进行系统的管理。我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激情，或者有这样的一些悟性，但是我缺少这方面的知识。”李宁这样谈到接受EMBA教育的动机。

　　创新| 企业家对创新关注的更多，一、二代企业家的创新更多界定为陈东升所说的“创新就是率先模仿”，或者如王健林说的“敢闯敢试式创新”。而三、四代则追求的是更高层面的创新，江南春认为：“只要不断变革，创造差异化，就能保持强劲增长。”唐宁认为：“金融市场还有很多缺陷，金融创新将永不会停止，但业精于专，方显卓越。”唐彬把自己看作是像乔布斯那样，不顾一切地去追求极致；像维珍航空创始人查理德·布兰森，以创新为事业根本。

　　整合和持续创新能够让企业保持竞争力，这也是公司最核心的实力体现，但企业的整合和创新仅仅靠企业家个人的拼搏已经远远不够，很多企业领导开始意识到企业的发展最终靠的是人才，“我一直认为，作为管理者最需要去认真思考的是人，而如何让优秀的人脱颖而出，是我最近一两年经常思考的问题。”李彦宏如是说。因此，在商业环境和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只有不断地主动学习，同时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企业才能不断创新，才能保持持续竞争力。

　　从国内转向国际|

　　凭借低成本和劳动密集型制造的优势，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谋得了一席之地。但是当前的市场环境已经有了重大变化，全球化竞争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需要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化竞争和跨国并购，比如李东生带领的TCL在手机、彩电持续亏损的情况下，仍坚持国际化策略；而柳传志和杨元庆带领的联想收购IBM、吉利集团李书福收购沃尔沃、任正非带领的华为，他们的业务在海外市场已经占绝大多数，在“不走出去是等死，走出去是找死”的诅咒声中，已经逐渐开始融入国际竞争的格局。

　　企业的国际化需要领导人的国际化思维和视野，这是很多中国企业领导的软肋。在我们的企业家分类中，海归人士仅仅占到13%，他们也不是都具有国际市场的经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国际化视野是中国企业家未来能否基业长青的关键之一。

　　总体来看，一、二代企业家的学历和工作基本没有国际背景，三、四代企业家不少有国外的学历背景，同时不少还有国际知名企业的工作背景。从市场来看，一、二代除近几年有国际并购进入国际市场外，没有企业到国际上市，而三、四代企业家的企业大量到国际市场融资，如香港资本市场和美国资本市场上市。三、四代企业家的企业较多是创新行业，发展较快，但盈利能力和上市模式难以在国内上市或者在国内估值较低，通过海外上市可以迅速筹集资金获得较快的发展。

　　也正因为如此，当被问到过去十年和未来十年，企业领导会有哪些差异和挑战时，柳传志说：“一个最突出的不同就是，未来的战略必须得国际化，所有的业务都得跟国际化相联。

　　从简单的赚钱向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转变|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社会在讨论企业家的“原罪”，讨论企业家的时代机遇，认为他们有好的机遇能够赚快钱。但一个企业家想要做出百年企业，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是不可能的。从一、二代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身上具有最淳朴的道德观和企业的底线。柳传志认为：“企业家应负起社会给他们应有的责任，你把自己的事做完了，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来为社会多做一些事情，多做一些，我觉得企业家责任就是这些”。陈东升也认为做事情要有道德规范底线，要有“家国情怀、历史责任感”。毛振华谈道：“曾经有很多机会让我们做一些可以赚到钱，但是有损这个长期发展的时期，我们没有做，我们坚持一个公司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坚持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成功了就验证了坚持的价值。”

　　三、四代则除了道德之外看到了行业、社会民众的责任，如张朝阳谈道：“搜狐是一个非常有底线的公司，大家不只是为了赚钱，不只是为了成功，有道义地赚钱和成功这是比较重要的。我的社会责任是让这个领域能够有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李彦宏引以为豪的是：“百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一家单纯追求自身发展的公司，它的使命连接到了更广阔的范畴——社会的幸福和进步。我们将继续和广大用户、企业客户们一起，拥抱每一点变化、创新，坚持使命，不忘初衷，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我真正在乎的是希望能依靠自己的技术改变世界，让自己做的事情能改变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让足够多的人受益。”雷军认为：“企业家精神除了要将自身企业做好，推动行业进步外，还需要承担一定的公共责任。” “我们是为普惠金融而生。”唐宁说道。

　　快速发展的行业都需要较好的商业模式和较高的创新能力，国际化更需要创新能力，而国际化的同时也需要有普遍的社会价值观，需要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不仅是国家的责任，还应考虑世界的共同价值观，考虑当地社区尤其是消费者的责任。

　　总结

　　早期很多中国企业的成功，就是一个人带领一个产品、一个项目的成功，具有显著的个人主义色彩。如果没有这个超级领袖，这个企业的成功一定要大打折扣。早期企业的成功很多依靠企业家的人治，但最终企业发展壮大仅仅依靠人治是不可能基业长青的，从人治到法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必须通过业务流程的优化、管理的制度化和持续完善，减少经营中的人为因素，才能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此外企业家决策的变化也从早期敢闯敢试的拍脑袋的决策模式中，转化为不断提升个人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和战略能力，用科学管理决策配合个人魅力和影响力，实现基业长青。我们也发现，企业家们尤其是一、二代企业家可说是身先士卒，整天冲在第一线吃尽苦头赚来辛苦的血汗钱，现在三、四代更多的需要自身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专业的工作经验来赚取聪明钱。市场的竞争由国内走向国际，企业投资者也由国内走向全球资本市场。商业模式由关系和资源的垄断走向创新与合作共赢。经营的理念由简单的挖空心思赚钱到了必须考虑企业家和员工的梦想，考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企业家的地位也由不受待见的经营“资本主义的尾巴”的跑龙套人物，变成了仅次于政府官员的经济体制中地位较高的“二号角色”。

　　从35年中国企业家的发展史来看，企业家群体的发展壮大一靠制度政策，二靠企业家本身的因素。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单一所有制结构向多种所有制结构共同发展的转变，制度和政策培育了企业发展的土壤；反之，即使面对仍不适宜创业的土壤，企业家们仍然保持了拼命进取、不畏冒险、不断创新的精神。市场化进程的每一次突破都是这样一种互动的结果。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这一经验同样适用。柳传志曾这样总结中国企业家成长之路：上世纪80年代企业家主要面临的是体制风险，进入90年代则主要面临经营管理风险，本世纪企业家必须通过制定战略、塑造企业文化进行“基础管理”，这样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正在生长的一代。他们没有了第一代企业家面对的管制环境，这是一种幸运，但他们也缺少第二代企业家所具有的政商背景，他们没赶上第三代所有的世贸红利和互联网革命快车，却要面对人口红利的消退，当经济进入“七上八下”的常态化，借助风的力量似乎已经不足以让自己飞起来。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是创新的一代，靠自己的一代。中国需要诞生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意识的企业家，在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方面都需要超越前两代企业家，并培育较强的国际化对接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以此推动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竞争时代赢得竞争地位。

　　但是他们是否能够脱颖而出，他们能够拥有怎样的空间，很大程度上要看有没有适合的土壤。中国已经明确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放权于市场，还权于企业家，将是未来政府改革的主旋律，这也将决定中国商业的未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