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季度GDP增长达到7.4%，超出市场7.2%到7.3%的普遍预期，但必须看到，中国经济增速毕竟已经再次回到下降轨道，而且从货币端观察，下行压力不是减小，而是加大。

　　因此，3月中旬以来，尤其进入4月份后，中央再出一系列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比如：短期内加大铁路投资计划、提速棚户区改造；中长期的京津冀一体化政策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势必将对中国经济构成至少10年的拉动。

　　所以，我们并不担心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动力问题。但关键是，我们必须得有“得当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而这一点，恰恰是当今中国经济的软肋。比如，本来中国债务率已经很高，但一直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严重提速并已发生质变的“金融空转”问题，大大推高了整个社会的债务成本。基于其对经济影响的滞后效应，我们至少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失速提出质疑。

　　在中长期问题上，笔者最大的担心就是“金融改革的代价”问题，必须寻找更加节约成本的路径或可以减少代价的对冲机制。否则，一边输血，一边失血，而输血能力有限，失血多少谁都说不清楚，这必将给中国经济造成深不可测的风险。

　　比如，央行[微博]多次提出，利率市场化初期，利率水平会出现总体上浮的情况。我们不否认这一过程的客观存在，但问题是：利率上浮将持续多长时间？上浮幅度多大？对国民经济将造成多大的损失？央行将采用怎样的方法加以控制？如何尽量降低损失？

　　更难以让人接受的是，央行居然把余额宝[微博]这类明显不为实体经济服务，明显干扰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并引发金融动荡的产品也算作“金融创新”，也作为“金融改革”的动力。

　　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金融和经济正处于“大转折”时期，最大的忌讳就是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这种自己的“左手打右手”的政策组合，已经给我们带来过深刻的教训。

　　我们必须意识到，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是并行不悖的两件事。金融改革是为了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破坏实体经济，扭曲金融结构。同样，货币政策必须“逆周期”调节，这是基本经济规律，不允许以任何名义加以改变。

　　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这已经是上上下下的共识。在此前提下，货币政策必须适度转向宽松，但各类“精英”居然在为继续货币紧缩寻找理由。

　　笔者认为，“中性偏宽”是目前中国经济最适合的货币政策，宽的程度可以灵活也可以讨论，但“中性偏紧”一定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是明显的“顺周期”调节，是世界各国央行都不敢犯的错误。只有“中性偏宽”，才可以发挥股票市场应有战略和战术作用；只有“中性偏宽”，企业和地方政府才有通过股权融资平衡资产负债的可能；只有“中性偏宽”，国企二次改革的启动才有回旋的余地；只有“中性偏宽”，才会使民间资本找到更好的投资出路，中国经济主动性增长动力才会释放。

　　稳经济必先稳金融，稳金融必先挺股市。因为，股市已经变成当下中国经济恢复健康的唯一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