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二版要闻截图

　　正确认识金融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好的重大关系之一。“发展是硬道理”，解决我国所有问题靠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靠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靠发展。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和手段，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创新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来自改革。30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改革历史，每一次的发展浪潮和发展繁荣从根本上都是改革浪潮和改革繁荣。稳定是前提，没有稳定就难以推动改革，也就没有发展。我国改革推进比较快、发展比较好的时期，都是稳定工作做得比较好的时期。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总结，也被转轨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实践多次证明。

　　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同样适用于金融领域。金融发展并以此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促进经济发展，是金融工作的根本目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是金融发展的根本动力和重要手段，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则是金融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前提。不仅如此，实际上稳定对于金融体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经济的其他方面，以至于金融稳定成为金融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各国政府和理论界无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作为专门的问题来进行管理和研究。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和转轨中国家，或传统金融体系不能适应经济起飞和进一步发展需要，迫切需要通过发展改革来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或已有金融体系发展发育既不充分又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深化金融发展改革势在必行。同时，金融体系又比较脆弱，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相对不够强，保持金融体系稳定非常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发展改革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我国金融体系总体上仍不健全，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任务十分艰巨，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创新任重道远，金融稳定和防范风险十分重要，认识并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改革和金融稳定的关系是现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全面发展，商业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齐头并进，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异军突起；金融市场建设取得显著进步，货币市场、票据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和外汇市场等协调发展。货币政策与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金融体系较好抵御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4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38%，银行业占据全球前十大银行中的四席，债券发行量居全球第二位。但总体来看，我国金融业仍处于发展过程中，发展空间巨大，改革任务繁重。相对于发达市场经济体金融业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而言，我国现代金融业历史要短得多。不仅金融机构还处于发展过程中，金融管理也处于发展过程中。1978年人民银行结束与财政部合署办公到现在只不过37年，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至今也刚刚25年。在管理水平、风控体系、产品创新、服务提供等方面还存在差距和不足，金融发展任务光荣而艰巨。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深化金融发展，不断完善金融体系。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差距，要勇于承认自身的不足，才能找到发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同时，我国金融改革也不断深化。改革创新是金融发展的根本动力和重要手段，没有改革创新就没有金融发展。30多年来，在改革方面，我们进行了专业银行分设改革、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双向开放、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改革、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等。在创新方面，我们建立了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形成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设立了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形成了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金融业发展，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在金融发展和改革过程中，时刻不能忘记金融稳定这个重要前提。金融稳定既是金融发展的前提，也是金融改革的前提。这一点已经被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如果金融稳定出了问题，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让长期不懈努力获得的金融发展改革成果毁于一旦，可以说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对此，我们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也不能有“例外”思想。无论发展还是改革，一般都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风险。改革创新要容忍风险，但并不是无视风险，更不是放任风险。要监测风险、识别风险、管理风险和处置风险，在试错过程中允许出现风险个案，但绝不允许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从长远来看，实现金融稳定根本上还要靠发展改革。真正的金融稳定必须是积极的稳定、长期可持续的稳定，而不是消极、短暂、不可持续的稳定。要做到积极、长期可持续的金融稳定，必须进一步深化金融发展与改革，培育强大的金融体系，提高抗风险能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培育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和货币市场不动摇，坚持深化金融改革不动摇。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改革。我国金融市场的问题不是发展过度，而是发展不足。要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建设公开透明的金融市场。要加快完善金融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发展民营银行，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例。要凝聚改革共识，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要推动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去除金融体系的行政色彩。要把稳定市场措施和金融改革合起来，认真研究金融市场波动暴露出的问题，制定实施针对性措施。例如完善大股东和董高监减持规定、完善股票现货市场交易机制、完善股指期货产品设计等。

　　实现金融稳定必须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构建金融安全网，必须在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保持金融稳定中的作用。要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要加强资本市场风险监测、识别和预警，及早发现风险及早处置风险，坚守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确保金融市场稳定。要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真正实现以稳定促发展、以稳定促改革。

　　保持金融稳定一定要树立底线思维，坚持金融稳定在金融工作中的优先地位。始终要坚持防范金融风险。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只要金融是稳的，经济的核心部分就是稳的，我们在发展和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就都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解决。如果出现市场大幅波动和机构异常情况，必须果断行事，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犹豫不决，延误战机。宁可高估困难，也不能盲目乐观。在发生异常波动的情况下，政府出于稳定目的进行应急干预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是履行监管职能的应有之义，不是越位，也没有出界。应急管理是特殊时期的特事特办，不能按照一般监督管理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应急管理中采取的一些措施可能具有短期性质，但既不能理解为发展转向，更不能理解为改革倒退。发展的方向没有变，也不会变。改革的决心没有变，更不会变。对符合发展改革方向的应急管理措施，要逐步完善，并规范化、机制化，对临时性的应急管理措施要择机退出。

　　实际上，发展、改革和稳定都是一个干中学、学中干的过程，市场主体要总结经验，创新求实。管理部门要把握规律，完善机制。社会各界要鼓励成功，宽容失败。风物长宜放眼量，对没有先例的创新与探索，要有发展的眼光，要有改革的思维，要有稳定的意识。大家共同努力，构建一个公开透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金融市场。(来源：人民日报)

　　【相关评论】

　　新华网评：政府救市是对市场的一种尊重　　

　　英国路透社刊发文章认为，中国证金公司1000亿元短融发行计划暂缓，明确传递出中国救市成功的信号。

　　此次股市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杠杆过高和投机炒作过度，催生大量泡沫风险，引发股市急升急跌。针对股市波动，政府监管部门着重从市场需求和供给两端入手，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暂缓新股发行、鼓励股东增持、构建平准基金、汇金直接入市等。

　　可以看出，这些措施主要在三方面发挥了作用：一是向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支持；二是将创业板股票等市场波动的源头暂时“隔离”；三是剑指恶意做空、过度投机等违法违规行为。从直接成效上看，上述救市“组合拳”已经起到了稳定市场信心、推动股指上行的作用；从深层次影响来看，这些应对措施及政府监管部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出台的后续措施，可以有效地防止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累及国家银行体系乃至经济社会大局。

　　不过，政府的多重救市措施也引来了外界的争议。有外媒报道称，此举令中国市场化改革受挫。为什么政府救市会被质疑，关键是没有把政府规范稳定市场与政府操作管制市场的概念分清楚，或者有一些别有用意者故意混淆二者的概念，从预期上误导大众，从概念上唱空中国。资本市场的孕育成长、发展壮大，无不是在一定的规则下进行；资本市场出现意外的波动和危机，无不是由于一些恶意的操作导致；资本市场在成长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无不是在监管和规则中一步步成长。政府监管部门在资本市场动荡之际，果断出手，非但不是市场化改革的倒退，而是对市场规律认识加深，对监管者角色理解到位，对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一种保护，不折不扣是对市场的尊重。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认为，中国的股市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市场。股市出现问题时，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干预，采取救市措施。中国政府的救市是没问题的。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上周六表示，鉴于股市的动荡程度，中国出手干预以稳定市场是合理的做法；如今要对已发生的事进行评估，以帮助制定应对未来市场动荡的政策。

　　在股市中，信心比黄金重要，经由“无形的手”调节的市场价格才是真实的价格，投资者才会有信心；经由“有形的手”调控的价格，则难以得到投资者认同，相对较为脆弱。中国股市发展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因经验不足、环境变化等因素引发的各种问题实属正常，关键是从本轮股市波动中吸取经验教训，扎实做好制度设计，切实完善监管体系，进一步提高市场透明度，加强打击违法投机行为力度，着力培育健康的投资理念，破除各界对市场“只升不跌”的不良预期，避免“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在股市稳定后，监管层接下来的工作重心要转入如何完善股市的制度性建设，这才是资本市场长治久安的大事。

　　人民日报：政府对股市危机出手干预是国际惯例　　　

　　面对“股灾”，各经济体监管部门都会间接或直接参与调控

　　股市危机干预是国际惯例

　　人民日报记者 许志峰

　　在全球各国股市的发展历史上，无论是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很多都遇到过被称为“股灾”的剧烈下跌。面对“股灾”，政府是否应出手干预，应当如何干预，也一直是市场发展中受人关注的话题。

　　成熟市场中，政府对“股灾”并未袖手旁观，会间接或直接参与股市调控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介绍，从海外市场的情况看，股市出现短期大幅下跌的原因不外乎三个：经济危机导致金融危机；金融体系风险引发股市波动；新兴市场外资大规模流出带来股市下跌。面对股市剧烈下跌，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干预不是为了影响股市的波动方向，而是因为股市和其他金融市场高度关联，要避免股市剧烈下跌引发系统性风险。

　　中信证券研究部首席宏观经济学家诸建芳说，研究美国、日本等成熟市场可以发现，这些以市场机制为前提的经济体，政府或者监管部门在“股灾”发生时并未袖手旁观，而是或间接、或直接地参与到股市调控当中。最明显的是1987年10月19日，美国道琼斯指数从开盘的2247.06 点下跌至 1738.74 点，当天下跌22.6%。危机当晚，美联储立即表态会全力保障市场流动性供应，同时与各主要国家共同降低利率，共同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美元汇率，使得这次“股灾”并未演变成卖空的恶性循环。

　　此外，诸建芳介绍，1963年日本股市重挫，投资信托基金大量解约，使得大和、山一及野村等三家证券公司爆发倒闭危机。此时，日本政府发动14家银行与4家大型证券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共同证券基金，发动救市。

　　1998年的香港“金融保卫战”也被看作是成功应对危机的经典案例。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介绍，1997年10月，国际炒家开始“围攻”香港，纷纷做空港股和港币。10月22日至28日，恒生指数下跌3343点，累计跌幅达27%。1998年1月，恒生指数已跌破8000点，仍遭受国际游资的继续打压，到8月13日指数最低跌至6660点。香港政府为打破炒家套利计划，转变以往“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直接进入股市动用外汇基金购买恒生指数成分股和股指期货，直接进入汇市买入港元并限制恶意卖空行为。

　　“香港政府坚决主动做多的策略，使得国际炒家铩羽而归，恒生指数逐渐企稳回升，到1999年7月重上14000点。香港政府的直接入市干预一度引发质疑，但事后来看此举成功维护了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非常时期的大规模救市更是在十年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成为各国政府的普遍选择。”任泽平说。

　　政府干预要及时有效，防止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伤害过大

　　任泽平认为，“股灾”发生时政府救市要及时有效，防止“股灾”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过大伤害。同样处于经济周期的拐点，美国1929年大萧条的最大教训是政府救助不及时，放任“股灾”蔓延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而美国次贷危机由于及时启动注入流动性等，一度被称为“百年一遇”的“股灾”对实体经济冲击相对较小，经济恢复较快。

　　据介绍，上世纪20年代，美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股市也是一片繁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921年6月的60余点开始反弹，1929年9月最高涨至376点。此后，10月23日，道琼斯指数大跌6.3%，28日和29日更是分别暴跌13.5%和11.7%。到1929年年底股指已跌至248点。虽然1930年前三月股指大幅反弹，终难改大势，1932年7月最低跌至42点。

　　任泽平说，由于奉行不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当时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没有在股市暴跌时采取实质性的干预措施。虽然在“股灾”后，美国开始反思股市崩溃的原因，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稳定市场。但这些政策偏向于长期效应，对于市场的短期失血和崩溃作用不大，此后进入漫长熊市。“股灾”前，因为银行对证券投资提供了大量的信贷支持，股市暴跌使得抵押品迅速缩水，很多银行无法收回贷款而倒闭，使得银行对于贷款的审核趋严，造成工商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工商企业的贷款需求不能满足，企业陷入困境或者破产造成更多的银行坏账，形成信贷收缩的负向循环，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工业生产指数迅速下滑。

　　反观1987年，任泽平说，为了稳定市场，美国政府和监管机构汲取1929年的教训，迅速行动起来，果断干预市场；因为措施得力，市场恐慌情绪得以缓解，股市很快开始震荡上升，并在2年后回到1987年的高点。美国次贷危机中，美股大幅下跌，9月—12月道琼斯工业指数累计下跌31.2%。联邦政府在危机之始就介入救助，市场恐慌情绪缓解，美股2009年3月起触底反弹。“从效果看，危机蔓延低于预期、美国经济快速恢复。”

　　市场失灵时，政府不能放任市场情绪恶化，应以强有力手段提振市场信心

　　任泽平认为，股票市场有自身涨跌规律。杠杆工具会放大波动。如果“股灾”发在经济周期上升期或降息周期，股市具有较强的恢复能力且调整较浅较快，有基本面或政策面资金面的支撑；但是如果“股灾”发生在经济周期下降期或加息周期，股市恢复力较弱且调整较深。

　　诸建芳说，当市场失灵时，政府绝不能放任市场情绪的恶化，导致市场利益与政府效用的双输，必须以强有力的手段提振市场信心。从国际经验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起因之一即是政府认为股市能自我修复、不应过多干涉；而近些年，在吸取了相关经验教训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央行都曾出手买入股票和释放信贷以扭转股市的暴跌；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人们意识到市场不再是完美无缺。因此，在危机时刻政府救市，既符合国际惯例，又符合理论上的新进展。

　　“同时，金融风险还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救市举措的出手须果断、及时。如果市场从融资和交易功能弱化，进一步恶化到金融机构倒闭或遭遇挤兑时再出手挽救，那政府支付的成本、市场遭受的损失很可能会被指数级放大。”诸建芳表示。

　　任泽平强调，政府救市是正常的逆周期调节，该出手时就出手。股票市场也是市场经济体系之一，因此需要政府逆周期调节。

　　有观点认为，政府干预市场会对市场自我运行机制产生干扰。对此，杨成长表示，如果在干预过程中，突出市场主体和行业协会的作用，让金融机构积极自救，各自承担和化解风险，并有效进行投资者预期的管理，就不会对市场运行机制产生很大影响。“当然，从各国经验和教训看，稳住市场只是第一步，此后更为重要的是对市场运行机制和监管体制的完善。”

　　任泽平介绍，美国次贷危机过后，就再次对监管体制进行改革。2010年6月，美国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厉和全面的金融监管法案。（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