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断新低的市场，不少散户已经眼冒绿光。在中国经济冠天下的同时，A股却熊冠天下，这个股市到底怎么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苏培科(微博)面对本报记者的采访直言：“目前中国股市不仅缺乏信心，最缺乏的其实是良心。”

　　炒股犹如在“捐钱”

　　在苏培科看来，目前在A股炒股其实就是在“捐钱”，更为可悲的是，最后连钱捐给谁大家都不知道。身在其中的投资人痛恨这个只知道圈钱的市场，他认为更严重的问题是，“圈钱的机制依然未变，被圈的对象依然是一茬又一茬的韭菜。”

　　犹记得，1929年美国股市的大崩盘，被人形象地表述为：“屠杀百万富翁的日子”。当时美国股市的市值从890亿美元跌到150亿美元，但当时的股市中只有几十万的参与者。相比之下，中国股市参与者却是数以亿计，60%以上均为0至5万元的账户。近来，股市不断上演跳水大戏，A股流通市值的大幅缩水也让中低收入者损失惨重。在苏培科看来，中国股市的持续性下跌不是在屠杀百万富翁，而是在“割韭菜”。在此情况下，A股已成为全球最大和最成功的圈钱场。

　　不能再搞制度性屠杀

　　一个好的规则能让坏人变好人，一个坏的规则能让好人变坏人。有投资者愤慨地说，当下股市的制度问题很多，他们迫切地希望证监会能够大刀阔斧地予以改革。而在苏培科看来，中国股市不能再搞制度性屠杀，中国股市必须要进行综合治理，用长效机制让市场信心恢复。

　　在监管者看来，中国股市的诸多非理性因素都是由“散户主导”引起的，于是将风险的板子很自然地打在了散户的身上，风险教育的矛头往往都是对准散户。但是苏培科表示其实不然。仅就新股的过度炒作和“三高”(高股价、高市盈率、高超募资金)来说，这并非是散户非理性追逐而导致。因为新股发行的“三高”主要是主承销商操控的，由于“直投+保荐”的利益驱动，保荐机构一定会做高发行价、抬高上市价，再加上超额募集还可以获得更多提成和承销费，从而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制造新股发行的“三高”，如果不叫停“直投+保荐”模式，新股发行的“三高”问题会永远存在。

　　引进集体诉讼迫在眉睫

　　一个成熟的市场做空机制往往充当着股市“清道夫”，会让一些垃圾股和问题股价值合理回归，而让好股票脱颖而出，股市才不至于齐涨齐跌、大起大落。苏培科称，目前A股做空机制严重不足，市场非理性因素难以平抑，“喜涨不喜跌的A股投资者和监管层，似乎对做空机制持保留态度，从而在做空机制方面设置诸多关卡，更鼓励做多，监管层的理念和投资者单边做多的习惯是导致中国股市融券业务发展缓慢，从而使A股市场在理论上虽然具有了做空机制，但实际形同虚设，融资融券机制几乎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

　　另外，苏培科开出多剂药方——完善退市制度迫在眉睫，但退市制度不能只退不究，必须设有责任追溯机制和赔偿机制，不能让退市成本很低；对中介机构的监督和责任约束必须到位，这样保荐承销机构、会计师、审计师、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就不会成为上市公司造假者的专业帮凶和高级顾问；同时，引入集体诉讼制度迫在眉睫，这个制度已在美国成为保护股东权益的最有效司法程序，一旦引进这个制度，专业的律师团队会和违规者去交涉到底，从而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给炒股老公的一封信

　　我厌倦为股票而争吵的生活

　　170万跌成了50万，可是你还在看多，你说报表这么好，股票一定会回来的。你说中国经济这么好，绝对不能把钱拿在手上，要买成股票。然后一路下跌，可不管怎么跌你都信心满满，这股市错了，一定会纠错的。你永远不醒悟，股市永远是正确的，错的只有投资者。

　　为了股票我们无休止地争吵，我说我们认亏吧，斩仓出局，永远不再踏入这个市场。你愤怒地狂吼说坚决不可以卖出股票，哪怕跌成零，也要拿着。我只要一说这股票还要跌，你就勃然大怒。你说这是庄家故意在吓散户的。你永远无视事实，事实是这股市已经不可救药，而你还在充满幻想。

　　我厌倦了这种每天都在为股票争吵的生活。因为争吵，我流产，失去了我们的孩子。因为争吵，我常常彻夜难眠，身心俱损。我得了股票恐惧症，而你还在坚强看多。因为争吵，面对曾经深爱的你，我的心里只有愤怒。   

　　致母亲的一封信

　　心疼的是您不是钱

　　股市没有错，错的是我们的选择。股民没有错，错的是我们生活在有股市的时代。妈妈您看看微博吧，我转给您。其实我每次劝您出市，从来心疼的都是您而不是钱，心疼的是您曾有的舒展面容而现在紧锁的眉头，心疼的是您以前的健康生活而现在因股市一味赔钱而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的心态。